[16]又以纳税义务为例，纳税义务不仅与财产权抵触，还与营业自由与平等权相抵触。

这个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党的领导语焉不详，容易造成一党专政，又往往变成一人专政、领袖专政。

1982年宪法修改时，对于是否成立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成立这个军事委员会后，党如何实行对军队的领导，曾经有过争论。而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张友渔，在1983年7月的省级政法干部轮训班上所做的宪法辅导报告中，对党的组织领导的表述又存在不易理解之处。[69]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327页。但是，有些内容不可能写入条文，有些内容纵然可以写入条文，但还是以写在序言中比较适当（如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的地位，统一战线组织，外交政策的原则等），所以我们倾向于采用有序言的方案。[57]这说明，胡乔木对党的领导方式有明确的设想，虽然他没有将设想的内容作为修改宪法的建议，但这个设想与他主持对宪法中党的领导的设计必然有重要关联，因为从时间上看，就在他提出设想的这个月，中央任命他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这是落实宪法序言中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的措施。但是，在讨论宪法的结构时，不少意见主张宪法不要序言，如前所述，胡乔木本人就曾经倾向于不写序言。[8] 陈云生：《我国宪法价值目标的阶段性转变与终极价值目标的确定》，载《新视野》2009年第1期。

如果税收立法违背税收法定主义，不仅其本身失去了合宪性，而且将会严重破坏税收领域的宪法秩序。其次是税负公平权，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前者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约束征税者权力的基本原则，实为关于征税者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定。[18]应然的宪法秩序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制宪者基于一定价值理念而设立的，它需要通过具体规范的操作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秩序。

[30] 税收法定主义目的在于限制国家税收权力实现税收正义，防范人性易于以权力为恶的弱点，其精神实质与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相契合。它是在纳税人反抗国家随意征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现代宪法的民主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关联。

[5] 李龙、朱孔武：《财政立宪主义论纲》，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38] 上述税收法定主义模式的差异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税收观。[16]从基本权是民众对抗国家防卫权的性质来看，财产权作为最重要的基本权之一，纳税人享有对抗征税者非法征税行为的权利，征税者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征税，而这正是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

[35] [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刘延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33]人民同意的征税权在实践中表现为从宪法文本上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规范，这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税收权力规范化行使所必需，除了可以有效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还能有力保护公民财产权利。从另一角度而言，宪法规定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为人民主权的应有之意。宪法乃百法之首，是一切国家公权力的源泉和根据。

[25] 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10]可见，税收法定主义不仅完整准确地诠释了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且是将理论层面的宪法价值形态[11]付诸实践的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他认为对税收制度进行宪法约束首先就是要确立一个宪法规则，这个规则对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它能够在税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遏制对已经增长起来的公共支出的持续需求。税收法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是因为它源于宪法的基本价值诉求，是践行宪法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

[14] 陶庆：《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载《求实学刊》2007年第9期。保护公民财产权等宪法权利是一切国家权力的目的，包括征税权在内的任何公权力都不得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作为贯彻宪法价值最直接的措施，税收法定主义在为政府的税收政策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同时，还可以作为检验和审视税法的试金石，为税收如何法定提供价值指南。之所如此，不仅是由宪法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法地位决定的，而且是由于宪法的性质所使然。只有将这两个功能同时加以运用才能充分发挥税收合宪性的功能，仅仅有保障功能而无限制功能的税收法定主义，属于一种有失偏颇的义务型税收模式，这种模式在强化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削弱甚至忽视税收合宪性的限制功能，易导致税收行为的恣意和泛滥，引起纳税人的不满和反抗，且违背税收法治主义的基本精神。[31] 安晶秋：《论税收法定主义——以税收立法为分析视角》，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提交，第18页。

此外，税收法定主义的民主性也是由税收法定主义终极目的——保护公民财产权——决定的，财产权是宪法民主的基石，因为财产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民自由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基本前提，丧失财产权意就味着失去自由，其他一切权利也就无从谈起，拥有财产权就为拥有其他自由和权利提供了条件和动力。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确认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

税收法定主义不仅作为征税权的一种指导思想深入人心，而且全面贯穿于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司法的全部环节。[10] 范进学：《宪法价值共识与宪法实施》，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1期。

[19] 朱福惠：《宪法价值与功能的法理学分析》，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3期。[8]由于税收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攸关，直接关系到国家、国民的生活，所以其执行的好坏、善恶是国民最关心的事。

税收立宪能为税收法定主义提供更高的权威性依据。[4] 财政立宪是宪政的源头，[5]财税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历来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既是现代宪法诞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宪法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11] 宪法的价值形态，也就是宪法的价值模式，它是宪法的价值属性在宪法文化中的积淀，是宪法理念在宪法文本与宪法规范中的直接体现。其中，保障功能为税收提供权威的宪法依据，主要通过宪法强制性地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来实现。

人类争取人权，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历史一直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从内容上看，税收法定主义包括税收形式法定和税收实质法定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蕴含着对人权的保障。

[23]人民（纳税人）在税收权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民主本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世界性宪法价值目标主要集中在人权理念的张扬和人权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6] [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税收法定这项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从诞生时起就蕴含着民主、法治、人权等宪法精神，它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收法治上的具体实现。

[7]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征税者只能根据人民制定的法律征税，纳税人在没有法定纳税依据的条件下有拒绝纳税的权利，税法就是征税者和纳税人关于征税的契约。[28] 参见李刚：《税法公平价值论》，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各国不同的税收观是由于对征税权和税收实质理解上的差异导致的。宪法仅仅规定公民纳税义务而不通过税收原则和制度限制税收权力，把纳税人仅仅当做税收的客体对待，与作为公民的纳税人在国家中的主权者地位不相符。

第139条规定捐税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的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37] 姜士林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0页。

[29]因此可以说，法治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相伴而生的。[35]实行税收立宪可以为征税权提供合理的限度，为经济活动提供稳定有序的环境，使纳税人能够获得对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6]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是征税权行使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将税收法律建立于社会成员或其代表的同意之上，从而为税收的课征投入了合法性装置。原则模式重点规定的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如税收的设定权和征收权应遵循的原则等，对公民纳税义务则几乎不做规定，这体现了对国家征税权的宪法规范和控制，也间接体现了对纳税人权利的重视。